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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一个外国女宣教士在中国的不悔记录(报佳音强烈推荐!)

傈僳族的使女,穿越时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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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一个外国女宣教士在中国的不悔记录(报佳音强烈推荐!) 傈僳族的使女,穿越时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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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是中国内地会宣教士杨宓贵灵的回忆录,也是她和她的丈夫杨志英及众多来华宣教士服侍中国西南边陲部落的真实见证。杨宓贵灵被称为“傈僳人的使女”。1924年,她在夏令会中受到中国内地会云南教区总监富能仁的影响放下工作,去慕迪圣经学院受训,1928年前往中国云南,次年与杨志英结婚,之后进入怒江大峡谷的傈僳人中,直到1950年被迫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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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报佳音号 6350
作者 [加拿大]杨宓贵灵(Isobel Kuhn)
译者 徐成德、白瑞槐、陈知纲 译;陈知纲 审校
ISBN 978-7-5100-5990-2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年月 2013年7月
开本 32k
页数 326页;250千字
建议零售价 ¥ 39.00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推荐辞

杨志英(John Becker Kuhn)的英文姓氏是Kuhn,按翻译的标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译成“杨”。原来云南的少数民族最常见的姓氏是“杨”,正所谓“向姓杨的人,就作姓杨的人”,因此便出现“杨志英”和“杨宓贵灵”两位一生委身服侍傈僳族人的宣教士

——本书编辑

历史学家余英时说过:个人的传记,是最好的史料。在中国尤其如此。

通过那一个23岁就到中国,为贵州的苗族人服务至死的英国青年的传记《在未知的中国》,许多中国人知道了他们真不知道的那个中国,那曾经闪光却被尘封的历史真相,那要攀上艰险的台阶才能发现的“石门坎”的秘密。

通过这一个27岁就到中国,为云南的傈僳族人服务了半辈子的加拿大女子的《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我相信,很多中国人也会知道一个未知的中国,知道傈僳人现代史的重要一面,知道这个曾在密林中打猎的民族,为什么能在“道中生活”,知道为什么多走艰难的一里路,就会有精彩的一台戏!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又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用近三十年时间行走在云南怒江大峡谷,一出出戏,记录了她和同伴与傈僳族人的点点滴滴。路,是生活的轨迹;戏,是生命的展现。这是普通的人走过的不平凡之路,也是普通的人共演的人生之大戏。

——高师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需要有更多杨宓贵灵这样的普通人笔下的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以帮助我们更贴切地感知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历史固然是个别“英雄”的历史,但也是芸芸众生的历史,尽管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黄剑波(文化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读者定位

所有基督徒,特别是关心宣教事工和有传福音热情的读者;近代历史和人类学研究者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内容简介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是中国内地会宣教士杨宓贵灵的回忆录,也是她和她的丈夫杨志英及众多来华宣教士服侍中国西南边陲部落的真实见证。

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来到中国云南偏远地区支教的外国人,在20余年的中国生活中,将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用美好、质朴、真诚的语言记录下来给她的亲人朋友。从这些回忆里我们看到了中国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书里涉及到了人文、历史、亲情,对今天的我们,不仅是知识和信息的收获,更多的是对记录者的敬佩。

杨宓贵灵被称为“傈僳人的使女”。1924年,她在夏令会中受到中国内地会云南教区总监富能仁的影响放下工作,去慕迪圣经学院受训,1928年前往中国云南,次年与杨志英结婚,之后进入怒江大峡谷的傈僳人中,直到1950年被迫离开中国。

这本书由两个部分构成,《同行二里路》(Second-Mile People)“主要是其他在云南的宣教士的小传”;而《我们成了一台戏》(In the Arena)“则主要是杨宓贵灵对自己的生活和内心经历的描述”。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作者简介

杨宓贵灵Isobel Selina Miller Kuhn1901-1957)出生于加拿大,是爱尔兰裔人。长于基督教家庭,但属灵生命真正改变却在19岁那年。1922年大学毕业之后,她在师范学院接受了五个月的训练,取得教师证书,奠定日后为神工作的基础。她曾到过偏远的华西中缅边界传道,在那发现了一群既不是汉人,也不是缅人或西藏人的少数民族——傈僳族人,便长期在那里工作,向他们传福音。她深受感动,从那时起,便决志投身在这个族群中,一生献与主用,后来又被称为“傈僳人的使女”。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译者简介

译者之一陈知纲,传道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译有《心灵渴望》、《基督教神学导论》、《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精神》、《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合译)、《清教徒的脚踪》(合译)、《勇守真道:後現代社會中熱愛真理的教會、行銷型教會及新興教會》和《不住禱告:重振牧養關懷》等书。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目录

上篇  同行二里路

题记

写在前面

  • 第一章  单身汉——“舍弃”的生命
  • 第二章  贝素珍——你是否甘愿摆上?
  • 第三章  柏德——永不言倦的救灵者
  • 第四章  珍妮——无名小卒
  • 第五章  星星——跳出地图的人
  • 第六章  医生——无用的仆人

下篇  我们成了一台戏

写在前面

  • 第一章  难关重重
  • 第二章  旨趣不合的工作
  • 第三章  秘密抉择
  • 第四章  被钉死的性情
  • 第五章  挫折连连
  • 第六章  熄灭灯烛
  • 第七章  小小的困扰
  • 第八章  紧张的神经
  • 第九章  表面上的失败
  • 第十章  夹缝中的煎熬
  • 第十一章  困在天涯海角
  • 第十二章  可怕的疾病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书摘

前言:绽放历史光彩的普通人

对于中国内地读者来说,杨宓贵灵( Isobel Selina Miller Kuhn,1901-1957)很是陌生。确实,这是一位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爱尔兰裔普通人,但她曾在中国西南大山深处生活数十年,影响了怒江大峡谷那一带的许多人,被称为“傈僳女使徒”。1922年,她毕业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英文系,之后先是在温哥华做小学教师,1924年在参加夏令会时受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派往傈僳族的宣教士富能仁(James Fraser)的影响放下工作,到慕迪圣经学院受训。1928年,她作为内地会宣教士前往中国云南。次年,她在昆明与美国宣教士杨志英(John Becker Kuhn)结婚,之后先后在澄江、大理宣教。直到1934年,他们才终于进入怒江大峡谷的傈僳人中,一直到1950年被迫离开中国。但他们继续在泰国北部的傈僳人中传教,直到1955年她退休才返回北美。再这后不到2年的时间中,她用上了当年的文学训练,根据记忆撰写当年在傈僳人中的经历,一共完成了8本书。1957年,她在美国惠顿市离世。

必须说明的是,这本书不是什么学术著作,但其敏锐的观察和感知可以给读者打开理解我们自己的另一个角度。这本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但鲜活的生活故事可以深深打动人。实际上,这本书由两个相对独立又暗藏联系的文本构成,《同行二里路》主要是其他在云南的宣教士的小传,而《我们成了一台戏》则主要是杨宓贵灵她对自己的生活和内心经历的描述。

简言之,杨宓贵灵并非什么重要历史人物,也没有做下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她的文字所记录的也多是普通人的普通故事,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费时费力翻译和出版呢?

正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将自己几乎全部生命投入到一个她完全陌生的人群,显然这并不普通。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样一个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的故事,才更贴近我们,更为亲切温暖。

得益于她的文学训练背景,读过其英文原作的人都注意到她拒绝使用奢华夸张的词藻,但其文笔相当优美,读起来畅快愉悦。更重要的是在文字中可以强烈感受到她真挚的情感,以及对自己内心挣扎的坦诚相告,读来多有共鸣之处。

当然,作为关注中国当代文化和西南民族地区的研究者,我也从至少三个方面出发来理解并积极将这一文本推荐给中国读者。首先,他者眼中的我们。这与当年“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系列丛书的思路一样,即意识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其实需要借助于他人的眼光,至少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自己。从这个角度说,这是带有一定的反向之人类学意味的,即如果说传统人类学是通过研究他者来认识自己,而这个路径则类似于看“镜中之我”。就像我们日常要照镜子一样,我们可以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中看到被映射出来的“我”。

其次,少数民族的中国。中国无疑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但可以直至今日仍有很多片面甚至错误的民族观和文化观,例如在我们常用的概念和表述中,有意无意地无视甚至删除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之不可缺失部分的事实,将“中国文化”简单等同于“汉文化”,将“中国人”简单等同于“汉人”。事实上,这不仅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更是有着相当深刻的政治/社会/民族关系上的不良后果的话语。因此,更多关于少数民族的介绍和论述就成为一种必要,特别是要从那种将少数民族视为“社会经济发展上被拯救的对象”或“被消费的原始文化”的谬误,转变为对他们作为中国之一部分,作为中华民族之一成员的角度来全面、准确地理解。

其三,过去的中国。近些年我将我的研究对象从西北地区的汉人更多地转向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深感虽然也有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献,但仍然有很多缺乏,特别是缺乏多样视角或线索的历史记录,而多是“政治正确”的官方文档。这些文档当然重要,但总是让人有一种难窥全貌的遗憾感。另外,多数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对大人物、大事件的记载,而缺乏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怀,让人难以察知真正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和丰富。因此,我们需要有更多杨宓贵灵这样的普通人笔下的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以帮助我们更贴切地感知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历史固然是个别“英雄”的历史,也是芸芸众生的历史,尽管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黄剑波,2013年5月

写在前面

这个世界上空前绝后最喜爱和平的人曾经说过:“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马太福音五41)那个春天,在加利利山上听道的人中,恐怕有许多人在离开时心中会笑着说:多荒谬的想法!这个第二里路的观念,对世人实在是太新奇了!奇怪的是,两千年来,却又留在人心深处、挥之不去。渐渐地,大部分人已经记不起它的出处,只是在被淡化了的原意上或多或少加添了些自愿牺牲的色彩。

我们描绘的这群走二里路的人,就是以这个未经人手加工的观念,不带教义的判断,而是在心里揣摩,就如将手上的蛋白石反复鉴赏,我们所见到的在那平滑的表面之下折射出来如火焰般、牺牲的祭。基督为第一里路和第二里路的区别作了说明。他直率地说第一里路是必需的,但第二里路呢,他交在我们手上,由你我决定是否跟随他的榜样。换句话说:他建议我们将第二里路献上,当作为了他国度的和平福祉所献的祭。

今日的教会往往呈现出一片冷漠,弥漫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为救主走一里路已然足够。作者不只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不敢全然向基督降服 ……不晓得他要我为他放弃些什么,做些什么!”隐约之间人对“第二里路”有种恐惧。

但我们这一代的人并非都是这么畏首畏尾的!事实上,我们曾遇见过一些全然不同的生命。他们问的不是

“他要多少?”而是“我能为他摆上多少?”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感激, “全为了我?全为了我? ”这些都是“黑夜中的一线曙光”;他们如灿烂的流星,照在我们的“第一里路”上,要把属天的火焰带进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选出这少数几位介绍给您认识,多少是按着他们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先后顺序进行的。

杨宓贵灵(Isobel Ku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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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 liuyan左左 / (评论日期 201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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